开篇的话
走向“双赢”
改革开放带来了劳动关系的重大变化。从经济结构的调整到经济成分的分化，从分配关系的多样化到劳动就业的市场化，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共同为劳动者敞开了大门。劳动者在感受到竞业压力的同时，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利。
与此同时，新时期劳动关系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。在劳动者的力量和资本的力量共同被最充分地激发扩散以后，劳资纠纷和劳资冲突逐渐增多，进而贯穿着整个劳动关系的沿革进程，导致资本和劳动者出现两败俱伤的可能。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我们推出这组《关于新时期劳动关系问题的多角透视》的系列调查报道，与社会各界共同深入研讨理顺劳动关系、缓解劳资冲突的重要课题，探索一条实现劳资双方“双赢”的可行之路。
本组调查报道共3篇，分别是《通往和谐的路还有多长》、《从承受艰难到分享公平》和《让劳动者一生都有依靠》，敬请读者留意。
改革风起云涌，浪潮动地而来。
今天，中国的劳动关系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嬗变。
在曾经容纳最多劳动者的国有企业，“铁饭碗”正在逐渐淡漠最后一缕历史的痕迹。劳动者在感受到竞业压力的同时，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选择权利。
这种选择权利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，就是不同所有制的企业共同为劳动者敞开了大门。
1995年1月1日，中国第一部《劳动法》正式实施。西方媒体发自北京的报道称，中国劳动关系演变进化的历史上，第一次全面进入了法治地带，中国的劳动者终于可以用法律全面维护自己的劳动权益。
7年以后，《劳动法》在北京完成了第一次全面修订。促成这次重大修订的，正是劳动关系不断进步所带来的完善法治的社会呼声。伴随着这样的历史背景，中国劳动关系进入了重要的新时期。
但是，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这样的事实———
在社会经济体制逐渐转型的过程中，以企业为主体的社会经济组织越来越趋向于单体生存，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之间的“零和格局”已经出现。在给定总收入的条件下，劳动者的收入与企业的利润成为一对矛盾，压低包括劳动者收入、福利和劳动保护在内的生产成本，就意味着资本所有者的口袋里有了更多金钱的响声。
社会学者警告说，由于行政权力的逐渐退出，劳动者与资本所有者的权利天平悄悄地出现了倾斜。资本所有者应当负担的成本被转嫁到劳动者的身上。他们通过使用陈旧劣质的生产设备降低投资，通过使用混杂毒素的低廉原材料降低成本，却对由此带来的生产事故和职业危害一推了之。
全国总工会法律顾问关怀教授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，2000年全国共拖欠工资366.9亿元，2001年的情况更为严重。另据新华社消息，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统计数字显示，全国法院审理的劳动纠纷案件正在以每年超过20％的速度增长。
显然，新时期劳动关系正在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冲击和考验。
加快理顺劳动关系，全力缓解劳资冲突，已经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。1.天平的倾斜
在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里，政府不再像以往那样通过行政权力控制资本所有者的行为。
失去了强硬的监督，资本所有者便显露出骄横的本性。
失去了有效的保护，单体劳动者便陷入了脆弱的窘境。
直到今天，很多人依旧记得孙天帅这个名字。7年前的珠海，这位普通打工者所在的韩资企业里，骄横的资方老板竟然命令违反“纪律”的职工集体下跪。
男儿膝下有黄金。孙天帅愤然抗争，维护了自己的人格尊严，也付出了离开企业的代价。
但是，更多的工友被迫伤心一跪。这一时刻，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平等劳动关系遭到重重一击。
我们当然要钦佩孙天帅的勇气，但是，我们却不能嘲讽那些选择伤心一跪的打工者。对于这些完全依靠廉价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的劳动者来说，失去工作也许要比失去尊严更为残酷。
事实上，就业压力已经成为影响当今劳动关系进步的重要因素。
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公布的一份报告证实，中国的就业形势正在呈现严峻的局面。
2001年，中国城镇单位从业人数继续下降，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和登记失业率有所上升。截至2001年6月底，登记失业人数达到618.7万人，创下近年最高点，失业人员、下岗职工再就业难度加大。
沉重的就业压力压迫着新时期的劳动关系，脆弱的平等悄悄发生着倾斜。
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，外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如同雨后春笋。但是，劳动关系的激化事件也在这里频频出现。
尽管在新闻媒体连续追踪报道的促动下，每一起公开曝光的搜身事件都得到了及时处理，但是，资本所有者的骄横依然如故，搜身依然被视为企业管理的有效措施。
2001年，深圳大岗56名女工遭遇厂方搜身，整个过程竟然长达一个多小时。尽管没有搜出赃物，厂方还是将这些忍受屈辱的女工全部辞退，并扣除了7天工资。
事发以后，有人对56名女工的忍耐程度感到震惊。但是，对于这些别无所长的农村打工者来说，她们似乎只能在严峻的就业压力面前放弃自己的反抗。
既然法律的盲区还在，既然法律还不能完全主动地介入劳动关系的调节，单体劳动者便不可能鼓足自我维权的勇气和信心。毕竟，即便是在“魔鬼工厂”的厂门外，还有更多寻找工作的劳动者踯躅徘徊，愿意接受资本所有者的各种苛刻条件。
忍耐，否则失业。如此简单，如此脆弱。
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，类似的问题也在极少数国有企业开始出现。
随着劳动用工和工资分配的权力更完全地下放，企业领导者的权力出现了增长势头。但是，社会保障体系的规范建立却需要更长时间，职工的住房、养老和医疗依然要不同程度地依附于企业。这种相互权利不对等的状况，使得企业和职工之间本应平等的劳动关系脆若薄纸。2.抗争的成本
当然，劳动关系的冲突并非都是下跪、搜身这样的恶性事件。很多时候，资本所有者更倾向于通过并不容易引起公愤的手段，侵占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从而实现资本的最大利益化。
按照有关法律的规定，劳动者节假日加班应当得到3倍工资的补偿。但是，这一根本无需争辩的条款在多数情况下却没有得到执行。即便是劳动者本身，也大多放弃了自己的合法权益。损害犹如蚁噬，侵蚀着平等的劳动关系。少给或者干脆不给加班费、不按规定上“三险”、轻微克扣工资奖金……在这些形形色色的翻新招数面前，资本所有者心无所愧，劳动者忍气吞声。问题就这样出现了———
我们已经有了遍布各地的劳动仲裁机构，我们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劳动法律法规，那么，劳动者为什么不肯寻求法律的途径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？
现实中的一幕又一幕场景，为这个问题提供着解释和答案。
这是7年前发生的一件往事，它所带来的是一次震动工会界的“骆卫平现象”大讨论。
1995年，由于在企业增资问题上为职工说话，宁波东海人造板厂工会副主席骆卫平被厂领导辞退。此后，在当地政府和上级工会的干预下，企业的错误做法被依法纠正，骆卫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。
但是，企业的刁难与孤立越来越强烈了，骆卫平感受到无处不在的压力。这一次，他实在没有勇气再打一场旷日持久的官司，不得不离开了企业。
赢一时，输一世。有的时候，寻求公平的成本就是如此高昂。曾经身为工会副主席的骆卫平都不得不承受着沉重的压力，那些身无一技的普通劳动者的坎坷遭遇可想而知。
事实上，一些劳动者甚至还远远没有骆卫平那样“幸运”。
直到今天，包头水嘴厂的几名女工一直在为回到工作岗位四处奔走。4年多前，她们因为反映企业侵害职工权益的问题而被开除。3年以后，法院裁定企业必须恢复她们的工作。又是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，法院下达的强制执行令形同废纸，赢了官司的劳动者只能在尴尬的处境中苦苦等待。
与此同时，一些劳动者的仲裁或起诉之路并非坦途。
由于劳资双方悬殊的力量对比，更由于种种利益的相互渗透，资本所有者的强大权力潜移默化地发挥着影响。于是，仲裁的申请时常被莫名其妙地驳回。即便进入了仲裁或审理的程序，法律的标尺也往往成为弹性十足的“猴皮筋”。
打赢官司依旧可能离开企业，仲裁获胜也可能仅仅成为名义上的胜者，还有那些遥遥无期的等待和颠倒黑白的结果……尽管这些情况仅仅是法律介入劳动关系调整中出现的个别现象，但是，对于视法律为最后手段的劳动者而言，一次错误的或是无法兑现的仲裁，一次无力的或是丧失公信的审判，都意味着他们已经不再拥有与资本所有者对抗的丝毫能力。
既然寻求公平的成本可能大于自己的最终收益，我们便可以真正理解劳动者对沉默的无奈选择。
3.公则天下平
“公则天下平矣，平得于公。”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处于大变革的历史年代，劳动关系呈现着全新的矛盾和冲突。如何最大限度地维护劳动者和资本所有者的平等关系，直接影响到社会稳定的大局。
这是一段注定充满痛苦的漫长过程。
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劳动关系史上，同样的过程持续了更长的时间。从工人阶级最初的萌芽开始，激烈的劳资冲突几乎贯穿了整个西方工业的发展历程。
相形之下，我们已经在调整劳动关系的道路上选择了最短的捷径。
但是，捷径并不意味着不会有冲突出现。既然存在着资本所有者对于劳动者合法权益的侵占，既然这种侵占一直在继续，那么，劳资矛盾就可能激化。
在湖北，连续多宗企业家被杀案震动整个社会；
在陕西，民工竟然身绑炸药威胁老板讨要工钱；
……
一个又一个危险的征兆发出警告———如果不能尽快解决劳资关系中存在的冲突和矛盾，我们可能不得不付出更多的代价。
庆幸的是，今天的中国社会正在最大限度地维护着劳动者的合法权益。更多的社会有识之士倾力相助劳动者赢得平等和尊严。
在数以百万计的深圳打工者中间，周立太的名字一度充满了传奇色彩。年复一年，这位律师为众多因公致残的打工者提供法律帮助。有的官司赢了，有的官司输了，然而无论胜负，打工者们都从周立太的倔强和坚韧中感受到更多的希望和光明。
当然，对于每年发生的难以计数的劳资冲突而言，仅仅依靠周立太们的力量依旧远远不够，解决问题的重要出路还是政府权力的倾斜。
2001年2月，深圳打工妹刘涛获得158万元工伤赔偿，震动一时。
9个月后，中国首例群体矽肺病人身损害赔偿案在浙江温州开庭。泰顺隧道的包工头明知工程地质结构中含有导致矽肺病的物质，竟然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，230名患上矽肺病的工人最终拼死一告。
一审判决产生了中国劳动争议案件的天价赔偿。法院裁定，被告人必须赔偿原告各类补偿共计2.08亿元。
更加令人振奋的是，中国工会组织始终高举维权大旗，成为劳动者维权的靠山。1994年12月，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尉健行就明确提出，各级工会要“以贯彻实施《劳动法》为契机和突破口，带动工会各项工作，推动自身改革和建设，努力把工会工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，在改革、发展、稳定中更好地发挥作用”。
从此开始，维权成为中国工会服从和服务于大局的重要途径和手段，努力加大调整劳动关系的力度，肩负起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的重任。他们坚定不移地强化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的建立，通过检查监督提高集体合同的质量和履约率。
年复一年，中国工会组织在维护劳动者权益的问题上，扎实地实践着党和国家三代领导人对工会职责深刻而精辟的论述———毛泽东指出，工会是保护工人利益的堡垒；
邓小平认为，工会是工人自己的组织，是工人信得过的、能替工人说话和办事的组织；
江泽民强调，工会是干什么的？工会就是替职工说话的，肩负着职工群众合法权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的神圣职责。
……
改革带来了职工权益的自主性，同时也带来了风险性。无数劳动者的辛勤付出推动着改革开放和社会进步，他们承担着改革的阵痛，甚至垫付着改革的成本。但是，这种成本的垫付不能无休止地延续下去，所有的劳动者都有权利要求公平分享改革的成果。
一个真正平等的劳动关系早日确立，这是公平公正的第一前提。
（工人日报记者 李瑾 沈刚 郑莉）
